2018年，当美国联邦预算最终确定后，JenniferHarding进入了她在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博士生涯的第四年。作为一名海洋地球物理学家，她花了几年时间学习如何使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船，并利用它收集海底俯冲带的图像信息。然而，NSF计划出售这艘船。这完全切断了她新数据的来源。26岁时，在她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哈定想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她希望能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找到一份工作。她说：“太突然了，毫无准备”。
像哈定这样的年轻科学家大学毕业后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对于博士学位、博士后项目或教授任期，他们必须习惯跨越国家、甚至海洋。他们需要面对距离带来的关系和家庭压力。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仍然需要担心什么时候能生孩子，或者根本不能生孩子。他们争夺稀缺的研究资金。即使离开学术界去了工业界，也可能会有困扰，怕在学术界留下负面印象。当然，真正需要面对这些烦恼的，只有一开始就能进入研究生项目的幸运儿。
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院(NASEM)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对于仍处于起步阶段的科研人员来说，相关科研扶持政策亟待改革。根据这份报告，2016年，首次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独立资助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为43岁，而在1980年，他们只有36岁。
艰难的一步
28岁的AshleyJuavinett是冷泉港实验室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
“学术界几乎没有人会讨论这个，因为这种问题太普遍了。为了博士后的职位，我把家搬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但它考验了我的爱。我的搭档住在旧金山湾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讨论他是否需要搬到纽约。这个决定非常困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不知道应该把谁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合伙人来说。”
困境与金钱
28岁的亚历克西斯维尼格是坦普尔大学生物学专业的三年级博士生。
“我们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但工资标准是每周25小时。工资制度几乎跟不上生活费用。我喜欢我的研究，但我也希望得到由于这种工作量而带来的收入。”
41岁的SaveKumwenda是马拉维大学流行病学的博士生。
“拿到钱是最大的困难，更不用说足够的钱了。大多数基金会假设你的组织有一些基本设备，尤其是当研究需要使用实验室的时候。但是，拿到这笔钱后，你会发现远远不够。因为大部分设备都不能用，即使有，也是过时的。使用这些工具会让你的研究结果看起来不可靠，很难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
困境三种文化
SkylarBayer，32岁，海洋生态学家，2018年约翰科尔纳斯海洋政策奖学金获得者。
“科学界的运行机制还很陈旧。作为学生，导师是你的头。如果你和导师相处不好，你就完了。没有问责机制。你不是受薪员工，所以没有相应的权利。你需要找一个能为你说话的人。”
学术与产业的四大困境
MaryamZaringhalam，30岁，分子生物学家，美国科学促进会科技政策奖学金获得者。
“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想从事学术研究，但我一直在学习克服内心的羞愧。作为一名科学领域的女性，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坚持走下去，因为这条路对女性来说并不容易。然而，我讨厌学术界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学术道路。许多有学术背景的人可以成功进入相关的政府决策机构、媒体或工业领域，但他们只把这些作为选择。”
五个陷入困境的家庭
35岁的JacquePakKanIp是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
“我们要生孩子了，但我不能要求我的妻子再次牺牲她的事业。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在研究上，一旦她怀孕了，她也需要我的照顾，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我们对此一直犹豫不决。如果有终身教职，会稳定很多，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孩子。但现在我35岁，她34岁，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紧迫。”
27岁的丹尼尔丹尼尔冈萨莱斯是莱斯大学应用物理学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的获得者。
“如果我想未来在学术上有竞争力，我需要一直保持优秀。我已经在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我最好在毕业前再发表一篇。我不得不选择一个更有名的博士后职位，而不是留在这里(德州)。博士后期间，我最好获奖，并保持在顶级期刊上。
发表光鲜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我已经成家了，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搬家很麻烦，靠博士后的薪水养家也很难。我知道我可以接受这一切，但我的家庭能吗?”困境六工作、获得奖学金、教职
索菲娅·纳斯尔(SophiaNasr)，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宇宙学博士生二年级
“我最崩溃的经历是申请NSF奖学金。我投入了全部心血，觉得自己的申请无懈可击，可是只需一位评审专家就把这一切都摧毁了。在资格考试期间，我得知了这个消息，信心基本被摧毁了。虽然现在我逐渐恢复，但作为理论研究人员，已经很难从别的地方申请到资金了。对我来说，NSF还是在那里，还是让我心碎。”
斯内哈·达马瓦德卡尔(SnehaDharwadkar)，30岁，马内里野生动物生物学家
“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博士生项目，但处处被拒。教授对我说，‘想要进入博士生项目，你得先发表文章。’可我还没进入学术界，很难在合适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困境七代表性与不公
卡丽娜·菲什(CarinaFish)，26岁，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博士生二年级
“作为一个研究气候和海洋的人，总觉得在我的种族所面临系统性和体制性歧视的时候，我做得还不够多。我可以通过寻找一些交集来协调这些问题。当然，考虑到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社会不公，我也渴望为环境正义发声。”
安杰尔·阿达梅斯-科拉利萨(AngelAdames-Corraliza)，29岁，密歇根大学大气科学助理教授
“我是波多黎各人，然而科学界很少有波多黎各人，我觉得我是他们的代表。将来我想为拉丁裔、波多黎各裔还有其他少数族裔铺路。如果我能成为教员，就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会在科学界倡导多元化，为女性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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